《資治通鑒》是北宋著名史學家、政治家司馬光和他的助手劉攽、劉恕、范祖禹、司馬康等人歷時十九年編纂的一部規模空前的編年體通史巨著。記載了從戰國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實。在這部書裏, 編者總結出許多經驗教訓, 供統治者借鑒, 宋神宗認為此書“鑒於往事, 有資於治道”, 即以歷史的得失作為鑒誡來加強統治, 所以定名為《資治通鑒》。《資治通鑒》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 在中國官修史書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
《資治通鑒》全書294卷, 約300多萬字, 另有《考異》、《目錄》各三十卷。是我國編年史中包含時間最長的一部巨著（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是《春秋》）。《資治通鑒》所記歷史有限, 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 下迄後周顯德六年（959年）, 前後共1362年。全書按朝代分為十六紀, 即《周紀》五卷、《秦紀》三卷、《漢紀》六十卷、《魏紀》十卷、《晉紀》四十卷、《宋紀》十六卷、《齊紀》十卷、《梁紀》二十二卷、《陳紀》十卷、《隋紀》八卷、《唐紀》八十一卷、《後樑紀》六卷、《後唐紀》八卷、《後晉紀》六卷、《後漢紀》四卷、《後周紀》五卷。在橫跨中國16個朝代, 一共1362年的歷史中, 詳近略遠, 隋唐五代371年, 占全書40%, 史料價值最高。很明顯的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 如文景之治, 貞觀之治等等。
《資治通鑒》的內容以政治、軍事和民族關係為主, 兼及經濟、文化和歷史人物評價,
目的是通過對事關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統治階級政策的描述警示後人。
書名的由來, 就是宋神宗認為該書“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 而欽賜此名的。由此可見, 《資治通鑒》的得名, 既是史家治史以資政自覺意識增強的表現, 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學為政治服務自覺意識增強的表現。
《通鑒》是一部編年體的通史(《史記》為第一部紀傳體通史, 《春秋》為現存最早編年體史書）, 按時間先後敘次史事, 往往用追敍和終言的手法, 說明史事的前因後果, 容易使人得到系統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內容以政治、軍事的史實為主, 藉以展示歷代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跡, 作為歷史的借鑒。敍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與鬥爭。
司馬光曾患歷代史籍浩繁, 學者難以遍覽, 因欲撮取其要, 撰紀傳體史。初成《通志》8卷, 起戰國至秦二世, 表進於朝, 引起宋英宗的重視。治平三年（1066）, 詔置書局于崇文院, 繼續編纂。宋神宗即位, 賜書名為《資治通鑒》, 並序以獎之。元豐七年（1084）書成。
《通鑒》由司馬光總其大成, 協修者有劉恕、劉攽、范祖禹3人。劉恕博聞強記, 自《史記》以下諸史, 旁及私記雜說, 無所不覽, 對《通鑒》的討論編次, 用力最多。劉攽于漢史、范祖禹于唐史, 都有專深的研究。他們分工合作,
各自作出了重要貢獻。最後, 由司馬光修改潤色, 寫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奪, 一出於光。
《通鑒》徵引史料極為豐富, 除十七史外, 所引雜史諸書達數百種。書中敍事, 往往一事用數種材料寫成。遇年月、事蹟有歧異處, 均加考訂, 並注明斟酌取捨的原因, 以為《考異》。《通鑒》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 尤以《隋紀》、《唐紀》、《五代紀》史料價值最高。
《通鑒》因司馬光一人精心定稿,
統一修辭, 故文字優美, 敍事生動, 且有相當高的文學價值, 歷來與《史記》並列為中國古代之史家絕筆。於敍事外, 還選錄了前人的史論97篇, 又以"臣光曰"的形式, 撰寫了史論118篇, 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歷史觀點。對歷史上有關圖讖、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 採取了批判的態度, 是史學思想的重要進步。
《通鑒》成書後, 元豐八年, 范祖禹、司馬康、黃庭堅、張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 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畢, 送往杭州雕版, 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見。南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有餘姚重刻本, 亦多殘缺。中華書局據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 加以標點校勘, 重新出版, 是《通鑒》最好的版本。
《資治通鑒》具有強烈的正統立場, 在分裂時代, 如三國, 魏有紀, 蜀、吳無”紀“；南北朝時代, 南朝有”紀|, 北朝無“紀”；五代有“紀”, 而十國無“紀”。又如《通鑒》載魏明帝太和五年：“（諸葛）亮帥諸軍入寇, 圍祁山, 以木牛運。”對此朱熹曾表達他的不滿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 而溫公乃雲, 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 是冠履倒置, 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 修正處極多。若成書, 當亦不下通鑒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 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 則須焚之。”司馬光是為了鞏固當時的封建政權, 才編寫《資治通鑒》, 這就決定了此書的內容主要是政治史。因此, 在編纂《資治通鑒》時, 在繼承前人的同時, 又有所發展。他把歷史的君主根據他們的才能分為創業、守成、陵夷、中興、亂亡五類。另, 帝后死稱“崩”, 王公死稱“薨”。天子近出稱“還宮”, 遠出稱“還京”, 列國諸侯遠出稱“還某郡”。
除政治之外, 《資治通鑒》在文化、科技、經濟、軍事等方面均有記載。在文化方面, 就學術思想來說, 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陰陽、縱橫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學術主張, 下及漢初的黃老思想, 漢武帝的獨尊儒術, 以及魏晉玄學的盛行都有記載。對於佛教、道教的起源、發展, 以及儒、佛、道之間的鬥爭也有敍述。對西漢以來經學的發展, 典籍的校理, 石經的刻立, 九經的雕印及流傳, 都有較系統的陳述。著名的文人學士及其作品也有記載。
在科技方面, 記載最多的是歷代的曆法。其他如天文學、地理學、土木建築（如秦代的長城, 隋唐的長安城和洛陽城）、水利工程（隋代的大運河）也有反映。
《資治通鑒》也注意關於經濟的記載, 因田賦和賦稅是封建經濟的首要問題。因此, 它對於商鞅變法, 文景之治, 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記載。
對於軍事的記載, 《資治通鑒》也很突出, 對戰爭的描述也很生動。凡是重大的戰役, 對戰爭的起因, 戰局的分析, 戰事的過程及其影響, 都有詳細記載。如赤壁之戰、淝水之戰等, 都是傑出的例證。
《資治通鑒》以時間為“綱”, 以事件為“目”, 綱舉則目張, 時索則事敘。值得注意的是, 本書使用了一套“古怪”的計時術語作為全書的時間框架體系, 如“閼逄攝提格之歲”之類。“閼逄”相當於漢語“甲”, “攝提格”相當於漢語“寅”。為什麼不用漢語的天干地支, 而偏偏要用一套多音節語言的干支體系呢？司馬光沒有交代。《史記》的《曆書》裏面也用到了這套多音節干支術語, 司馬遷也沒有交代其來源。這為後人胡思亂想提供了口實, 如竺可楨就建議梵語學者用梵語破譯這套術語。更有人藉此宣稱中國人祖先來源於西亞兩河流域或古埃及。其實, 我國古文獻明文記載這是天皇語言, 即三皇時代的官方語言。明代著名學者萬民英所著《三命通會》雲：“天皇氏一姓十三人, 繼盤古氏以治, 是曰‘天靈’, 淡泊無為而俗自化, 始制干支之名, 以定歲之所在。其十幹曰：於逢（又名“閼逄”——編者注）、旃蒙、柔兆、強圉、著雍、屠維、上章、重光、玄黓、昭陽；十二支曰：困敦、赤奮若、攝提格、單于、執徐、大荒落、敦牂、協洽、涒灘、作噩、閹茂、大淵獻。蔡邕《獨斷》曰：‘幹, 幹也。其名有十, 亦曰十母, 即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支, 枝也。其名十有二, 亦曰十二子, 即今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是也。’謂之天皇氏者, 取其天開於子之義也；謂之地皇氏者, 取其地辟於醜之義也；謂之人皇氏者, 取其人生於寅之義也。故干支之名在天皇時始制, 而地皇氏則定三辰, 道分晝夜, 以三十日為一月, 而干支始各有所配。人皇氏者, 主不虛王, 臣不虛貴, 政教君臣所自起, 飲食男女所自始, 始得天地之氣而有子母之分, 於是干支始有所屬焉。”所以, 司馬遷和司馬光所使用的這套多音節干支術語是中國最早的官方時間術語, 屬於“皇綱”性質, 故而被採用為歷史的紀年詞語, 以表示歷史的正統。請參考本百科詞條“三皇五帝年表”。
《資治通鑒》於敍事之後, 皆有附論, 共186篇。其中“臣光曰”有102篇, 其餘84篇是各家評論, 其中裴子野的論占了10篇, 司馬遷的論只有1篇。以篇數看來, 〈唐紀〉所占篇幅最多（81卷）、其次為〈漢紀〉（60卷）。
陳垣《胡注通鑒表微》曰：“《通鑒》書法, 不盡關褒貶, 故不如《春秋》之嚴。溫公謙不敢法《春秋》, 而志在續《左氏傳》, 有所感觸, 亦仿左氏設辭‘君子曰’而稱‘臣光曰’以發之。餘則據事直書, 使人隨其實地之異而評其得失, 以為鑒戒, 非有一定不易之書法也。”
黃盛雄將其歸納“誠”與“禮”, “禮之綱紀”這個概念, 可謂貫穿《通鑒》之核心。張須在《通鑒學》雲：“《春秋》之意, 最重名分, 名分所在, 一字不能相假, 封建之世, 以此為綱維。名分既壞, 則綱維以絕, 政權崩潰, 恒必由之。溫公以此事兆東周之衰, 與七國之分立, 而又系論以見托始之意。”司馬光本人的思想並沒有跨越時代, 故其論述沒有太大價值。例如：司馬炎因守三年之喪被司馬光稱讚是“不世之賢君”。事實上, 司馬炎在中國歷史上並不能與唐太宗、漢武帝等相提並論。
《資治通鑒》雖被譽為“體例嚴謹, 脈絡清晰, 網羅宏大, 體大思精, 史料充實, 考證稽詳, 敍事詳明, 繁簡得宜”, 但《資治通鑒》本身也有很多錯誤, 如史家嚴耕望指出《資治通鑒》對雲台二十八將的排列順序有誤；兩《唐書》將“特勤”誤為“特勒”, 《資治通鑒》對此並無糾正, 將錯就錯, 《資治通鑒》卷一六四：“土門自號伊利可汗, 號其妻為可賀敦, 子弟謂之特勒。”《通鑒考異》：“諸書或作特勤, 今從劉昫《舊唐書》及宋祁《新唐書》。高安陳汝奇在《陳氏甘露園長書四論》認為《資治通鑒》將只見諸野史的楊貴妃、安祿山之事納之正史而失之客觀。又如唐代宦官魚弘志, 《新唐書》仇士良傳作“魚弘志”, 《舊唐書》偶有誤為“魚志弘”, 《資治通鑒》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魚志弘, 《資治通鑒》卷246作開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魚弘志, 相互混淆。《晉書》載呂光的第一個年號“太安”, 而《資治通鑒》記載為“大安”。再如《資治通鑒》記年方式多有不當之處, 如齊人伐燕的時間（前313年）, 司馬光舍《史記》的紀傳體, 未據《紀年》詳加考查, 只增加齊威王十年, 減少齊湣王十年, 以求與《孟子》記載齊宣王伐燕的事蹟相同, 宋朝朱熹經考訂認為是齊湣王十年, 據今人考證, 實際上為齊宣王七年, 另樂毅伐齊中也有不少錯誤。又如《資治通鑒》在記述隋煬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現諸多失誤, 六月二十三日以後由張掖前往焉支山的時間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到達張掖的當天。《通鑒》卷十五（漢紀七）文帝后二年：“八月, 戊戌, 丞相張蒼免。”但據《二十史朔閏表》文帝后二年八月丁卯朔, 月內無戊戌。吳玉貴著有《資治通鑒疑年錄》歸納出《通鑒》紀時所發生錯誤, 共計得出八百八十八例, 可補此方面的缺失。
其中的很多內容, 是道聼塗説, 如“王莽毒死漢平帝”, 這是新莽末年起義者所編造的謠言, 被司馬光等人當做信史來寫, 是很不負責任的。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語類》的〈歷代一〉中, 有直接的批評：“溫公不喜權謀, 至修書時頗刪之, 奈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 唯讀著都無血脈意思, 何如存之, 卻別作論說以斷之。”又說：“溫公修書, 凡與己意不合者, 即節去之, 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鑒》之類多矣。”明代嚴衍熟讀《資治通鑒》, 著有《資治通鑒補》, 列舉通鑒有七病（漏、複、紊、雜、誤、執、誣）。
近人岑仲勉認為《通鑒》對牛僧孺說”失一維州, 無害其（吐蕃）強“的評價有偏頗之嫌, 司馬光還不惜歪曲事實, 玩弄文字遊戲。岑仲勉還寫有《通鑒隋唐紀比事質疑》, 自稱糾正《通鑒》的謬誤, 共670餘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