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是北宋著名史學家、政治家司馬光和他的助手劉攽、劉恕、范祖禹、司馬康等人歷時十九年編纂的一部規模空前的編年體通史巨著。記載了從戰國到五代共1362年的史實。在這部書裏, 編者總結出許多經驗教訓, 供統治者借鑒, 宋神宗認為此書“鑒於往事, 有資於治道”, 即以歷史的得失作為鑒誡來加強統治, 所以定名為《資治通鑒》。《資治通鑒》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 在中國官修史書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
《資治通鑒》全書294卷, 約300多萬字, 另有《考異》、《目錄》各三十卷。是我國編年史中包含時間最長的一部巨著（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是《春秋》）。《資治通鑒》所記歷史有限, 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西元前403年）, 下迄後周顯德六年（959年）, 前後共1362年。全書按朝代分為十六紀, 即《周紀》五卷、《秦紀》三卷、《漢紀》六十卷、《魏紀》十卷、《晉紀》四十卷、《宋紀》十六卷、《齊紀》十卷、《梁紀》二十二卷、《陳紀》十卷、《隋紀》八卷、《唐紀》八十一卷、《後樑紀》六卷、《後唐紀》八卷、《後晉紀》六卷、《後漢紀》四卷、《後周紀》五卷。在橫跨中國16個朝代, 一共1362年的歷史中, 詳近略遠, 隋唐五代371年, 占全書40%, 史料價值最高。很明顯的他多次著墨在其中的賢明政治時期, 如文景之治, 貞觀之治等等。
《資治通鑒》的內容以政治、軍事和民族關係為主, 兼及經濟、文化和歷史人物評價,
目的是通過對事關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統治階級政策的描述警示後人。
書名的由來, 就是宋神宗認為該書“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 而欽賜此名的。由此可見, 《資治通鑒》的得名, 既是史家治史以資政自覺意識增強的表現, 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學為政治服務自覺意識增強的表現。
《通鑒》是一部編年體的通史(《史記》為第一部紀傳體通史, 《春秋》為現存最早編年體史書）, 按時間先後敘次史事, 往往用追敍和終言的手法, 說明史事的前因後果, 容易使人得到系統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內容以政治、軍事的史實為主, 藉以展示歷代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跡, 作為歷史的借鑒。敍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與鬥爭。
司馬光曾患歷代史籍浩繁, 學者難以遍覽, 因欲撮取其要, 撰紀傳體史。初成《通志》8卷, 起戰國至秦二世, 表進於朝, 引起宋英宗的重視。治平三年（1066）, 詔置書局于崇文院, 繼續編纂。宋神宗即位, 賜書名為《資治通鑒》, 並序以獎之。元豐七年（1084）書成。
《通鑒》由司馬光總其大成, 協修者有劉恕、劉攽、范祖禹3人。劉恕博聞強記, 自《史記》以下諸史, 旁及私記雜說, 無所不覽, 對《通鑒》的討論編次, 用力最多。劉攽于漢史、范祖禹于唐史, 都有專深的研究。他們分工合作,
各自作出了重要貢獻。最後, 由司馬光修改潤色, 寫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奪, 一出於光。
《通鑒》徵引史料極為豐富, 除十七史外, 所引雜史諸書達數百種。書中敍事, 往往一事用數種材料寫成。遇年月、事蹟有歧異處, 均加考訂, 並注明斟酌取捨的原因, 以為《考異》。《通鑒》具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 尤以《隋紀》、《唐紀》、《五代紀》史料價值最高。
《通鑒》因司馬光一人精心定稿,
統一修辭, 故文字優美, 敍事生動, 且有相當高的文學價值, 歷來與《史記》並列為中國古代之史家絕筆。於敍事外, 還選錄了前人的史論97篇, 又以"臣光曰"的形式, 撰寫了史論118篇, 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歷史觀點。對歷史上有關圖讖、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 採取了批判的態度, 是史學思想的重要進步。
《通鑒》成書後, 元豐八年, 范祖禹、司馬康、黃庭堅、張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 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畢, 送往杭州雕版, 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見。南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有餘姚重刻本, 亦多殘缺。中華書局據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 加以標點校勘, 重新出版, 是《通鑒》最好的版本。
《資治通鑒》具有強烈的正統立場, 在分裂時代, 如三國, 魏有紀, 蜀、吳無”紀“；南北朝時代, 南朝有”紀|, 北朝無“紀”；五代有“紀”, 而十國無“紀”。又如《通鑒》載魏明帝太和五年：“（諸葛）亮帥諸軍入寇, 圍祁山, 以木牛運。”對此朱熹曾表達他的不滿曰：“三國當以蜀漢為正, 而溫公乃雲, 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 是冠履倒置, 何以示訓？緣此遂欲起意成書。推此意, 修正處極多。若成書, 當亦不下通鑒許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 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 則須焚之。”司馬光是為了鞏固當時的封建政權, 才編寫《資治通鑒》, 這就決定了此書的內容主要是政治史。因此, 在編纂《資治通鑒》時, 在繼承前人的同時, 又有所發展。他把歷史的君主根據他們的才能分為創業、守成、陵夷、中興、亂亡五類。另, 帝后死稱“崩”, 王公死稱“薨”。天子近出稱“還宮”, 遠出稱“還京”, 列國諸侯遠出稱“還某郡”。
除政治之外, 《資治通鑒》在文化、科技、經濟、軍事等方面均有記載。在文化方面, 就學術思想來說, 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陰陽、縱橫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學術主張, 下及漢初的黃老思想, 漢武帝的獨尊儒術, 以及魏晉玄學的盛行都有記載。對於佛教、道教的起源、發展, 以及儒、佛、道之間的鬥爭也有敍述。對西漢以來經學的發展, 典籍的校理, 石經的刻立, 九經的雕印及流傳, 都有較系統的陳述。著名的文人學士及其作品也有記載。
在科技方面, 記載最多的是歷代的曆法。其他如天文學、地理學、土木建築（如秦代的長城, 隋唐的長安城和洛陽城）、水利工程（隋代的大運河）也有反映。
《資治通鑒》也注意關於經濟的記載, 因田賦和賦稅是封建經濟的首要問題。因此, 它對於商鞅變法, 文景之治, 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記載。
對於軍事的記載, 《資治通鑒》也很突出, 對戰爭的描述也很生動。凡是重大的戰役, 對戰爭的起因, 戰局的分析, 戰事的過程及其影響, 都有詳細記載。如赤壁之戰、淝水之戰等, 都是傑出的例證。
《資治通鑒》以時間為“綱”, 以事件為“目”, 綱舉則目張, 時索則事敘。值得注意的是, 本書使用了一套“古怪”的計時術語作為全書的時間框架體系, 如“閼逄攝提格之歲”之類。“閼逄”相當於漢語“甲”, “攝提格”相當於漢語“寅”。為什麼不用漢語的天干地支, 而偏偏要用一套多音節語言的干支體系呢？司馬光沒有交代。《史記》的《曆書》裏面也用到了這套多音節干支術語, 司馬遷也沒有交代其來源。這為後人胡思亂想提供了口實, 如竺可楨就建議梵語學者用梵語破譯這套術語。更有人藉此宣稱中國人祖先來源於西亞兩河流域或古埃及。其實, 我國古文獻明文記載這是天皇語言, 即三皇時代的官方語言。明代著名學者萬民英所著《三命通會》雲：“天皇氏一姓十三人, 繼盤古氏以治, 是曰‘天靈’, 淡泊無為而俗自化, 始制干支之名, 以定歲之所在。其十幹曰：於逢（又名“閼逄”——編者注）、旃蒙、柔兆、強圉、著雍、屠維、上章、重光、玄黓、昭陽；十二支曰：困敦、赤奮若、攝提格、單于、執徐、大荒落、敦牂、協洽、涒灘、作噩、閹茂、大淵獻。蔡邕《獨斷》曰：‘幹, 幹也。其名有十, 亦曰十母, 即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支, 枝也。其名十有二, 亦曰十二子, 即今子丑寅卯辰已午未申酉戌亥是也。’謂之天皇氏者, 取其天開於子之義也；謂之地皇氏者, 取其地辟於醜之義也；謂之人皇氏者, 取其人生於寅之義也。故干支之名在天皇時始制, 而地皇氏則定三辰, 道分晝夜, 以三十日為一月, 而干支始各有所配。人皇氏者, 主不虛王, 臣不虛貴, 政教君臣所自起, 飲食男女所自始, 始得天地之氣而有子母之分, 於是干支始有所屬焉。”所以, 司馬遷和司馬光所使用的這套多音節干支術語是中國最早的官方時間術語, 屬於“皇綱”性質, 故而被採用為歷史的紀年詞語, 以表示歷史的正統。請參考本百科詞條“三皇五帝年表”。
《資治通鑒》於敍事之後, 皆有附論, 共186篇。其中“臣光曰”有102篇, 其餘84篇是各家評論, 其中裴子野的論占了10篇, 司馬遷的論只有1篇。以篇數看來, 〈唐紀〉所占篇幅最多（81卷）、其次為〈漢紀〉（60卷）。
陳垣《胡注通鑒表微》曰：“《通鑒》書法, 不盡關褒貶, 故不如《春秋》之嚴。溫公謙不敢法《春秋》, 而志在續《左氏傳》, 有所感觸, 亦仿左氏設辭‘君子曰’而稱‘臣光曰’以發之。餘則據事直書, 使人隨其實地之異而評其得失, 以為鑒戒, 非有一定不易之書法也。”
黃盛雄將其歸納“誠”與“禮”, “禮之綱紀”這個概念, 可謂貫穿《通鑒》之核心。張須在《通鑒學》雲：“《春秋》之意, 最重名分, 名分所在, 一字不能相假, 封建之世, 以此為綱維。名分既壞, 則綱維以絕, 政權崩潰, 恒必由之。溫公以此事兆東周之衰, 與七國之分立, 而又系論以見托始之意。”司馬光本人的思想並沒有跨越時代, 故其論述沒有太大價值。例如：司馬炎因守三年之喪被司馬光稱讚是“不世之賢君”。事實上, 司馬炎在中國歷史上並不能與唐太宗、漢武帝等相提並論。
《資治通鑒》雖被譽為“體例嚴謹, 脈絡清晰, 網羅宏大, 體大思精, 史料充實, 考證稽詳, 敍事詳明, 繁簡得宜”, 但《資治通鑒》本身也有很多錯誤, 如史家嚴耕望指出《資治通鑒》對雲台二十八將的排列順序有誤；兩《唐書》將“特勤”誤為“特勒”, 《資治通鑒》對此並無糾正, 將錯就錯, 《資治通鑒》卷一六四：“土門自號伊利可汗, 號其妻為可賀敦, 子弟謂之特勒。”《通鑒考異》：“諸書或作特勤, 今從劉昫《舊唐書》及宋祁《新唐書》。高安陳汝奇在《陳氏甘露園長書四論》認為《資治通鑒》將只見諸野史的楊貴妃、安祿山之事納之正史而失之客觀。又如唐代宦官魚弘志, 《新唐書》仇士良傳作“魚弘志”, 《舊唐書》偶有誤為“魚志弘”, 《資治通鑒》卷245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戍作魚志弘, 《資治通鑒》卷246作開成五年正月己卯又作魚弘志, 相互混淆。《晉書》載呂光的第一個年號“太安”, 而《資治通鑒》記載為“大安”。再如《資治通鑒》記年方式多有不當之處, 如齊人伐燕的時間（前313年）, 司馬光舍《史記》的紀傳體, 未據《紀年》詳加考查, 只增加齊威王十年, 減少齊湣王十年, 以求與《孟子》記載齊宣王伐燕的事蹟相同, 宋朝朱熹經考訂認為是齊湣王十年, 據今人考證, 實際上為齊宣王七年, 另樂毅伐齊中也有不少錯誤。又如《資治通鑒》在記述隋煬帝西巡行程中均出現諸多失誤, 六月二十三日 以後由張掖前往焉支山的時間提前到高昌王六月十七日 到達張掖的當天。《通鑒》卷十五（漢紀七）文帝后二年：“八月, 戊戌, 丞相張蒼免。”但據《二十史朔閏表》文帝后二年八月丁卯朔, 月內無戊戌。吳玉貴著有《資治通鑒疑年錄》歸納出《通鑒》紀時所發生錯誤, 共計得出八百八十八例, 可補此方面的缺失。
其中的很多內容, 是道聼塗説, 如“王莽毒死漢平帝”, 這是新莽末年起義者所編造的謠言, 被司馬光等人當做信史來寫, 是很不負責任的。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語類》的〈歷代一〉中, 有直接的批評：“溫公不喜權謀, 至修書時頗刪之, 奈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 唯讀著都無血脈意思, 何如存之, 卻別作論說以斷之。”又說：“溫公修書, 凡與己意不合者, 即節去之, 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鑒》之類多矣。”明代嚴衍熟讀《資治通鑒》, 著有《資治通鑒補》, 列舉通鑒有七病（漏、複、紊、雜、誤、執、誣）。
近人岑仲勉認為《通鑒》對牛僧孺說”失一維州, 無害其（吐蕃）強“的評價有偏頗之嫌, 司馬光還不惜歪曲事實, 玩弄文字遊戲。岑仲勉還寫有《通鑒隋唐紀比事質疑》, 自稱糾正《通鑒》的謬誤, 共670餘條。
《資治通鑒》也有不少缺點, 如《資治通鑒》著重於政治與軍事的著墨, 對於經濟方面記載不多, 如載“租庸調製”僅“初定租、庸、調法, 每丁租二石, 絹二匹, 綿三兩 , 自茲以外, 不得橫有調斂。”二十餘字, 《通鑒記末本末》只收錄兩則與經濟有關的史料, 至於文化、藝術、宗教談得更少。項羽的垓下歌、劉邦的大風歌等, 《通鑒》皆不取, 但對於“詩賦有所譏諷”者則采之, 如卷一百四趙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為袁粲作歌。杜甫這樣的人物, 甚至只提到一次。柳宗元是政治人物, 文學地位雖小於杜甫, 司馬光卻把他的《梓人傳》、《種樹郭橐駝傳》兩篇大作收錄起來。《通鑒》寫白居易很多, 因為他是翰林學士, 多次上書, 時時評論朝政。晚唐藩鎮割據, 朝廷姑息, 司馬光對杜牧的文章十分欣賞, 曾將《注孫子序》、《罪言》、《原十六衛》、《戰論》、《守論》五文摘入《資治通鑒》卷二百四十四。又如韓愈, 乃文起八代之衰, 積極捍衛儒家道統的文人, 但卻對其學術文化貢獻隻字不提, 只收錄其《諫迎佛骨表》及《送文暢師序》。
《資治通鑒》又專記鳩摩羅什譯經, 卻不記玄奘譯經, 又詳細記載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以及唐武宗三次大規模的禁佛毀佛事件；記陳群的九品中正制, 卻不記隋代開進士科取士, 凡與政治無關者, 多不錄取。顧炎武說：“此書本以資治, 何暇錄及文人？”
宋神宗熙寧年間, 司馬光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 上書請求外任。熙寧四年（1071年）, 他判西京禦史台, 自此居洛陽十五年, 不問政事。這段悠遊的歲月司馬光主持編撰了294卷300萬字的編年體體史書《資治通鑒》。
《資治通鑒》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 下迄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 共記載了16個朝代1362年的歷史, 歷經19年編輯完成。[1] 他在《進資治通鑒表》中說：“臣今筋骨臒瘁, 目視昏近, 齒牙無幾, 神識衰耗, 所謂, 旋踵而忘。臣之精力, 盡於此書。”司馬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 成書不到2年, 他便積勞而逝。《資治通鑒》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 司馬光實都親自動筆, 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學者王鳴盛說：“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 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
《資治通鑒》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歷史著作, 歷來為人們所重視和閱讀學習。這部書是北宋司馬光主編的。北宋時代, 在中唐以來長期混戰之後, 實現了國家統一, 恢復和發展了社會經濟, 繁榮了學術文化；同時, 內政多弊, 禦戎不力, “積貧積弱”, 局勢不穩。這是一個有生氣的時代, 又是一個很苦悶的時代, 是個前進的時代, 又是個軟弱的時代。當時, 君主將相, 志士仁人, 平民百姓, 多在考慮如何生活, 尋找出路。於是, 有主張以“柔道”治天下, 說祖宗之法不可變的；有立志改革, 而實行變法的；有生活困苦, 被逼鋌而走險, 起義造反的。掌握文化知識的人們, 特別是歷史學家, 如歐陽修、司馬光、范祖禹等, 往往面對現實而回顧歷史, 企圖總結歷史經驗教訓, 借鑒歷史, 為了有助於治國安邦, 更好地解決現實矛盾。其中, 司馬光主編《通鑒》的目的最突出, 最具代表性。它是由“鑒前世之興衰, 考當今之得失”而得名。
司馬光在編修《資治通鑒》時, 不僅妥善地將紀傳體揉入編年體中, 使紀傳之詳細與編年之簡明結合起來, 我國古代編年體史書因按年紀事, 故沒有篇目, 不作目錄, 只是以年檢索。司馬光突破這種舊例, 分三部分將年表、帝紀、曆法、天象、目錄、舉要及索引集於一塊, 開創了編年體史書多功能目錄的新體例, 使《資治通鑒》更臻于完善, 將我國的歷史編纂推進到了新的水準上。
司馬光對《資治通鑒》文獻整理思想, 文獻整理模式及方法, 不僅結出了豐碩成果, 豐富了中國古典文獻學理論, 而且對文獻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資治通鑒》自成書以來, 歷代帝王將相、文人騷客、各界要人爭讀不止。點評批註《資治通鑒》的帝王、賢臣、鴻儒及現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學者不勝枚舉、數不勝數。作為歷代君王的教科書, 對《資治通鑒》的稱譽除《史記》外, 幾乎都不可以和《資治通鑒》媲美。
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與司馬遷的《史記》並列為中國史學的不朽巨著, 所謂“史學兩司馬”。南宋史學家王應麟評價說：“自有書契以來, 未有如《通鑒》者。”
宋末元初胡三省評價此書：“為人君而不知《通鑒》, 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 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 為人臣而不知《通鑒》, 則上無以事君, 下無以治民, 為人子而不知《通鑒》, 則謀身必至於辱先, 作事不足以垂後。”“《通鑒》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 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 各充其量而已。”
清代顧炎武在《日知錄·著書之難》中高度評價《資治通鑒》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 稱讚這兩部著作“皆以一生精力成之, 遂為後世不可無之書”。
王鳴盛認為：“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 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讀十七史, 不可不兼讀《通鑒》。《通鑒》之取材, 多有出正史之外者, 又能考諸史之異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 事增于前, 文省於舊, 惟《通鑒》可以當之。”《通鑒》亦有高度文學價值, 曾國藩撰成《經史百家雜鈔》一書, 其中選錄《資治通鑒》11篇。曾國藩評價此書說“竊以先哲驚世之書, 莫善於司馬文正公之《資治通鑒》, 其論古皆折衷至當, 開拓心胸。”近代著名學者梁啟超評價《通鑒》時說：“司馬溫公《通鑒》, 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 其取材之豐贍, 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 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 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毛澤東自稱曾十七次批註過《資治通鑒》, 並評價說：“一十七遍。每讀都獲益匪淺。一部難得的好書噢......中國有兩部大書, 一曰《史記》, 一曰《資治通鑒》, 都是有才氣的人, 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編寫的……《通鑒》裏寫戰爭, 真是寫得神采飛揚, 傳神得很, 充滿了辯證法。”
作品版本
宋本
1．余姚官刻本：南宋高宗紹興三年（1133年）由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使庫下紹興府余姚縣重刻本孝宗朝或稍後印本, 南宋的建、鄂、蜀諸種版本, 都是直接或間接地來自於這一版本。
2．
清章鈺《胡刻通鑒正文校宋記述略》認定是南宋光宗以前的刻本, 《藏園群書經眼錄》認定是南宋初期的建本, 即號為景祐本者。
明刊本
1．明代正德嘉靖年間興文署原版歸入南雍, 歷朝多次修補。
2．明弘治元年至嘉靖三十八年刻並版本。
3．
元刻明修補本：明天啟刻本, 陳仁錫評閱, 附刻劉恕《外紀》、胡三省《辨誤》、薛應旆《宋元通鑒》與《甲子會要》, 陳仁錫序；陳仁錫評閱本, 明天啟六年白口本, 附薛應旆《宋元通鑒》, 有墨印眉批朱筆圈點。
清刻本
1．胡克家本：清仁宗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 胡克家仿刻興文署本；清仁宗嘉慶二十一年, 胡克家原刻印本, 清同治八年江蘇書局修補本。
2．
清同治十年湖北崇文書局本。
3．
清光緒十四年上海蜚英館石印本。該版本附畢沅《續資治通鑒》。
民國刊本
1．民國元年：涵芬樓鉛印本。附《通鑒釋文》十二卷。
2．百衲本：書題作《百衲本宋本資治通鑒》, 民國八年商務印書館附設圖書館影印本。
3．
上海國學整理社刊本。
4．
影印宋刻本, 《四部叢刊》初編, 民國十八年商務印書館影印。《四庫備要》, 民國二十五年鉛印。
注：胡三省《資治通鑒音注》的注本最為人稱道, 現為最通行版本。
翻譯本
（臺灣）黃錦鋐等譯《文白對照全譯資治通鑒》（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2008年, 沒有古人的夾註）
沈志華、張宏儒主編《資治通鑒文白對照》（中華書局出版, 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