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1019年11月17日 －1086年）, 字君實, 號迂叟, 漢族, 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涑水鄉人, 世稱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歷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
卒贈太師、溫國公, 諡文正, 為人溫良謙恭、剛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奮。以“日力不足, 繼之以夜”自詡, 其人格堪稱儒學教化下的典範,
歷來受人景仰。
宋仁宗時中進士, 英宗時進龍圖閣直學士。宋神宗時, 反對王安石施行變法, 朝廷內外有許多人反對, 司馬光就是其中之一。王安石變法以後, 司馬光離開朝廷十五年, 主持編纂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資治通鑑》。生平著作甚多, 主要有史學巨著《資治通鑑》、《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稽古錄》、《涑水記聞》、《潛虛》等。
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 司馬光出生, 此時其父司馬池任光山縣縣令, 所以給他起名光；6歲時, 司馬池就教司馬光讀書, 7歲時, 不僅能背誦《左氏春秋》, 還能講明白書的要意；並且做出了“砸缸救友”這一件震動京洛的事。
仁宗天聖九年（1031年）, 司馬光隨父親司馬池從東京出發, 一路經洛陽、潼關、寶雞, 過秦嶺, 前往四川廣元, 出任利州轉運使, 在棧道上遇著巨蟒, 他沉著冷靜地手持利劍, 扎進巨蟒的尾巴上, 使巨蟒疼痛得一震, 滾下了深不可測的棧道下邊。
司馬光的博學來自多方面, 一方面他好學強識, 另一方面他的父親也著意培養。他既誠實聰明, 又十分懂事, 深得父親喜愛。同時, 每逢出遊或和同僚密友交談, 司馬池總好把他帶在身邊。耳濡目染, 使司馬光不論在知識方面, 還是見識方面, 都“凜然如成人”。好多當時的大臣、名士, 都很賞識司馬光。尚書張存主動提出將女兒許配給司馬光。擔任過副宰相的龐籍在司馬池死後, 把司馬光當成自己兒子一樣培養、教育。司馬池輾轉河南、陝西、四川各地為官, 始終把司馬光帶在身邊。所以,
司馬光在15歲以前就跟隨父親走過好多地方, 在這些地方訪古探奇, 賦詩題壁, 領略風土人情, 極大地豐富了司馬光的社會知識。
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 司馬光20歲, 他參加了會試, 一舉高中進士甲科, 從此步入仕林, 初任華州(今陝西華縣)判官。此時司馬池正任同州(今陝西大荔)知州, 兩地相距較近, 司馬光經常前往探望父母。在同州他結識了同科進士石昌言, 石早有才名, 在同州當推官, 石雖比司馬光大20多歲, 但兩人很談得來, 經常在一起交流學問, 談古訪今, 成為忘年之交。同年, 他和張存的女兒結婚。
仁宗寶元二年（1039年）, 因父親調往杭州任職, 司馬光辭掉華州判, 改任蘇州判官。正當他懷著遠大的抱負, 在仕途上步步上進時, 他的母親病逝了。按照封建禮教, 他必須辭官回家服喪3年。在此期間, 北方党項族人元吳稱帝, 建立了西夏國, 西夏為了擺脫對宋朝的臣屬地位, 同宋朝發生了戰爭, 宋朝連連失敗。宋仁宗為了加強軍事防禦力量, 要求兩浙添置弓手, 增設指揮使等官職。司馬父子認為這樣做, 並沒有什麼好處。於是由司馬光代父草擬《論兩浙不宜添置弓手狀》, 從各方面闡述添置弓手增設武官。
仁宗慶曆元年（1041年）十二月, 司馬池病死在晉州, 司馬光和哥哥司馬旦扶著父親的靈柩回到了故鄉夏縣。雙親的相繼去世, 使司馬光悲痛萬分, 他嘆息“平生念此心先亂”。但他在居喪期間, 把悲哀化作發奮讀書作文的動力, 以排遣無盡的悲傷和寂寞。在此期間, 他讀了大量的書, 寫了許多有價值的文章, 如《十哲論》、《四豪論》、《賈生論》, 對一些古人古事, 根據自己的見解和感受, 提出見解。在居喪3年的時間裡, 他了解了許多下層社會生活的情況。仁宗慶曆四年（1044年）, 26歲的司馬光服喪結束, 簽書武成軍判官, 不久又改宣德郎、將作監主簿, 權知豐城縣事。在短短的時間裡, 就取得“政聲赫然, 民稱之”的政績。在工作之餘, 他大量閱讀典籍, 寫下不少論文, 如《機權論》、《才德論》、《廉頗論》、《應侯罷武安君兵》、《項羽誅韓生》、《漢高祖斬丁公》、《甘羅》、《范睢》、《秦坑趙軍》等幾十篇。
仁宗慶曆六年（1046年）, 司馬光接到詔旨。調他擔任大理評事國子直講。赴京之日, 僚友們空府出動, 置酒為他餞行。司馬光為大家的熱情所感動, 即席賦詩：“不辭爛醉樽前倒, 明日此歡重得無？追隨不忍輕言別, 回首城樓沒晚煙！”這時司馬光意氣風發, 雖然宦海茫茫, 風雲莫測, 但仍懷著激動的心情來到京都。
仁宗慶曆七年（1047年）, 司馬光29歲, 貝州農民王則起義, 攻占貝州城, 號稱“東平郡王”, 發誓要推翻宋王朝。這時司馬光父親好友龐籍在朝為樞密副使, 掌管全國軍事要務。司馬光出於維護封建地主階級統治的目的, 寫了《上龐樞密論貝州事宜書》,
為盡快平息起義給龐籍獻計獻策。具體建議“以計破”, 威脅利誘並用, 進行分化瓦解, 只誅“首惡”, 餘皆不問。實際上起義軍只堅持66天, 首領王則慘遭殺害, 其餘盡皆焚死。
仁宗皇佑元年（1049年）, 龐籍升任樞密使, 舉薦司馬光任館閣校勘, 但沒有得到皇帝的許可。仁宗皇枯三年（1051年）, 司馬光33歲, 由宰相龐籍推薦任館閣校勘, 同知太常禮院。他在任職期間對《古文孝經》進行了系統的研究, 並撰寫了《古文孝經指解》一文。仁宗皇枯五年(1053年), 司馬光任殿中丞, 除史館檢討, 修日曆, 改集賢校理, 專任史官。從此, 司馬光開始了對歷史的研究。正在司馬光潛心研究歷史時, 龐籍被罷宰相職, 降為戶部侍郎, 出任鄆州（今山東鄆城境內）知州。龐籍舉薦司馬光為鄆州典學。
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 司馬光離開志趣相投的王安石、石楊休、包拯等人, 去往鄆州。不久, 提任為通判, 負責考察全州官吏。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 因龐籍出知并州, 為河東路經略安撫使, 司馬光改任并州通判。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 他連寫三封《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二、三狀）, 建議仁宗皇帝立儲君, 而前後三狀沒有結果以後, 又托范鎮在奏事時代為轉達, 請仁宗有個明確答复。但這一切均未說服仁宗, 司馬光選擇了沉默。
司馬光隨龐籍在河東路任職期間,
宋朝和西夏處於休戰時期, 但他並沒有放鬆警惕, 而是深入民間聽取當地人意見。并州鄉貢進士劉邕對邊事很有研究, 寫成《邊議》10卷, 議論很有見地, 司馬光便予以推薦。
司馬光認為絕市和修建堡壘的辦法有利於保護邊界地區安寧, 於是一面禁絕邊民和西夏互市,
一面決定修堡。正在這時, 帶兵將軍郭恩, 乘酒出擊西夏, 結果大敗而歸, 自己不得已而自殺。朝廷御史審理此案, 龐籍一人承擔了責任, 事後龐籍被解除了節度使之職, 貶謫知青州事, 司馬光向皇帝連奏三狀奏明龐籍是聽了他的意見才決定修堡的, 說明龐籍完全是出於“欲為國家保固疆圉”的本心, “發於忠赤, 不顧身謀”, 因為“過聽臣言, 以至於此”, 應當“獨臣罪, 以至典刑”。而龐籍得知司馬光要為自己辯解時, 就又上奏章, 引咎自歸, 請求免除司馬光之罪, 使司馬光沒有受到任何責罰。龐籍和司馬光以忘年之交, 互相支持、愛護, 難能可貴。仁宗嘉枯八年（1063年）, 龐籍死後, 司馬光不忘龐籍對他的大恩, 待其家人如自己的親人。
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司馬光遷開封府推官, 賜五品服；嘉枯六年(1061年), 擢修起居注。司馬光堅決推辭, 連上五狀, 他認為自己“實非所長”, 但仁宗一直不收回成命。不久,
仁宗下詔, 遷司馬光為起居舍人, 同知諫院。任職五年期間, 前後向皇帝上奏疏170餘份, 先後向仁宗上書“三言”、“五規”, 多次上書仁宗解決繼嗣的問題,
仁宗覺得司馬光真心為國家社稷考慮, 遂將奏摺轉至中書省。司馬光親自到中書省催辦, 直到趙曙被立為皇太子。司馬光44歲時, 擢為知制誥, 但司馬光不願就職, 他認為這是一個掌管起草詔令的差事, 不是他的特長。為此, 他在仁宗嘉枯七年（1062年）三月, 連上九《辭知制誥狀》, 說明不適宜任此職務；仁宗皇帝收回詔令, 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 仍知諫院。
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廿九日 , 仁宗病死了, 四月趙曙即位, 即英宗。兩宮矛盾加劇, 司馬光看到這種情況, 四月十三日 進《上皇太后疏》, 四月二十七日 進《上皇帝疏》, 力陳國家當務之急應君民同心、內外協力的道理。六月二十二日 , 他又上《兩宮疏》, 指出：“金堤千里, 潰於蟻穴；白璧之瑕, 易離難合。”皇帝沒有太后支持“無以君天下”, 太后離開皇帝“無以安天下”。十一月二十六日 , 又寫了兩封章奏, 一封給皇太后, 一封給皇帝。在奏章中, 講歷史, 擺利害, 曉明大義, 從全局出發, 苦苦相勸, 終於得到效驗。加之英宗的病情也有所好轉, 使太后和英宗的矛盾趨於緩和。從仁宗嘉枯八年（1063年）三月仁宗病死, 到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七月, 一年多時間裡。司馬光為消除太后和英宗之間的矛盾, 前後共上奏章17封。在五年的諫官生涯中, 除了關注社會上層, 幫助朝廷解決好皇位繼承和皇帝的修身要領、治國政綱等關係國家命運的大事外,
同時也把注意力放到下層人民身上。他發出了關心人民疾苦, 減輕人民負擔的呼聲。而且這個思想幾乎貫穿在他所有的奏章裡。他在《論財利疏》中指出：當今天下最苦的是農民, 因為“農民苦身勞力, 粗衣粗食, 還要向政府交納各種賦稅, 負擔各種勞役。收成好的年代,
賣掉糧食以供官家盤剝, 遇到凶年則流離失所, 甚至凍餓而死”, 建議切實採取一些利民措施。
司馬光反對宮中宴飲和賞賜之風,
仁宗嘉枯六年（1061年）, 他上書《論宴飲狀》, 懇請皇帝為民著想, 悉罷飲宴。他上《言遺賜劄子》, 反對朝廷不顧國家實際, 厚賞群臣。
仁宗死後, 英宗將仁宗價值百餘萬的遺物頒賜群臣, 司馬光也獲得近千緡。但這些正確的諫言, 因為朝廷腐朽, 又觸犯一些既得利益者, 當然不能被採納。司馬光只好從自己做起, 將自己所得賞賜交給諫院為公使錢。
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 司馬光上奏《乞罷陝西義勇劄子》, 他認為當時在邊防組織“義勇”使百姓“骨肉流離, 田園蕩盡”, 給百姓帶來無窮苦難, 希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當朝廷不予採納時, 他又寫第二封劄子, 並親自上殿面見英宗, 他說：要防邊必須從將帥軍政著手, 一味拉夫湊數, 只能是“徒有驚擾, 而實無所用”。英宗這次略有所動, 並把上殿劄子送中書省和樞密院商量, 但一經商量, 方知此事擬議已久, 難以更改。他又連上六疏, 並和宰相韓琦進行辯論, 韓琦雖然無言以對, 但手中有權, 司馬光也拿他沒辦法。這次諫言失敗後, 司馬光連上五狀, 要求降黜。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 朝廷任司馬光龍圖閣直學士, 仍留任諫職。司馬光因對諫官徹底失望了, 藉機連上三狀, 要求不當諫官, 他在奏章上說：“臣從事諫職, 首尾五年, 自本朝以來, 居此官者, 未有如臣之久。臣資質愚戇, 惟知報國, 竭盡朴忠, 與人立敵, 前後甚眾, 四海之內, 觸處相逢, 常恐異日身及子孫無立足之地, 以此朝夕冀望解去。”英宗批准他免去諫職, 仍進龍圖閣直學士。
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 司馬光將《通志》（以《史記》為主, 編成《周紀》5卷, 《秦紀》3卷, 共8卷）進呈英宗。這部書的時間是從烈王二十三年, 韓、趙、魏三家分封起, 到秦二世三年, 秦朝滅亡為止。英宗看後大為讚賞, 並給司馬光二條明確指示, 一是接續《通志》往下編修, 二是決定設立書局, 並由司馬光自擇官屬, 作為自己的助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 英宗病死, 神宗趙頊即位。參知政事歐陽修極力向神宗推薦, 說司馬光“德性淳正, 學術通明”, 神宗任司馬光為翰林學士, 不久, 又任司馬光為御史中丞。
神宗趙頊即位以後, 年輕年盛, 朝氣蓬勃, 決心振興祖業。他在虛心下問、多方徵求治國方略以後, 感到王安石提出的一整套激進、大膽的變革方案很符合自己的思想, 於是在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 起用王安石為參知政事, 主持變法。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張開源, 司馬光主張節流。司馬光和王安石因政見不同, 在一些問題上進行激烈的爭辯,
有時在皇帝主持的議政會議上也毫不相讓, 但司馬光對王安石的變法也並不一概反對, 尤其當變法還未顯露明顯弊病時,
他也並未公開持反對意見。甚至有人要彈劾王安石時, 他還進行勸解和說服。直到王安石頒發“青苗法”, 司馬光才表示不同意見, 他認為縣官靠權柄放錢收息, 要比平民放貸收息危害更大, 因此表現了強烈不滿。
宋神宗希望司馬光能很好地發揮作用, 輔佐自己早日挽救危機, 實現國家的振興。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二月十二日 , 擢司馬光樞密副使, 可是司馬光以“不通財務”、“不習軍旅”為由, 堅決推辭, 從十五日到二十七日, 連上五封劄子, 自請離京, 後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現陝西省西安市）。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四月九日 , 他看到他的好友范鎮因直言王安石“進拒諫之計”、“用殘民之術”, 因而被罷官。司馬光憤然上疏為范鎮鳴不平, 並請求任職西京留司御史台, 自己退居洛陽, 絕口不論政事, 以書局自隨, 繼續編撰《通鑑》, 時間長達15年。
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 司馬光已66歲, 《資治通鑑》全部修完, 是年七月十一日 全書呈上, 十一月, 《通鑑》的最後部分《唐紀》和《五代紀》修成以後, 司馬光連同《通鑑考異》、《通鑑目錄》一起奏進給神宗皇帝。神宗皇帝十分重視,
將書的每編首尾都蓋上了皇帝的睿思殿圖章, 以其書“有鑑於往事, 以資於治道”, 賜書名《資治通鑑》, 並親為寫序。十二月初三 日, 神宗降詔獎諭司馬光, 說他“博學多聞, 貫穿今古, 上自晚週, 下迄五代, 成一家之書, 褒貶去取, 有所據依”。並賞與銀、絹、衣和馬, 擢升司馬光資政殿學士, 遷範祖禹為秘書省正字。
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 司馬光67歲。三月七日 , 神宗病死, 年僅10歲的趙煦繼位, 是為哲宗。哲宗年幼, 由祖母皇太后當政。皇太后向司馬光徵詢治國方略, 司馬光上《乞開言路劄子》, 建議“廣開言路”。司馬光又一次呼籲對貧苦農民不能再加重負擔, 而且主張新法必須廢除, 要對農民施以“仁政”, 接著上第二份奏疏《修心治國之要劄子》, 重點談用人賞罰問題, 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將兵法是“病民傷國, 有害無益”。
皇太后下詔起用司馬光知陳州,
不久, 又下詔除授門下侍郎（即副宰相）。但司馬光上疏辭謝, 以自己“齡發愈衰, 精力愈耗”, 請求只任知陳州。以後在周圍親友支持下還是到任就職了。司馬光向皇太后進言,
為了實現廢除新法的政治主張,
把因反對新法而被貶的劉摯、範純仁、李常、蘇軾、蘇轍等人招回朝中任職, 呂公著、文彥博等老臣也被召回朝廷任職。
司馬光廢除新法, 上《請革弊劄子》, 又在《請更新新法劄子》中, 把新法比之為毒藥, 請求立即採取措施, 全部“更新”。廢除了保甲法, 又廢除了方田均稅法、市易法、保馬法, 帶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將官法還未廢除, 無限感傷地說：“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呂公著說：“光自病以來, 悉以身付醫, 家事付康(司馬康), 國事未有所付。”切望呂公著能夠完成他的宿願。同時, 上表請求辭位。但皇太后對他很倚重, 不但不准辭位, 反下詔除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正式拜為宰相。接著很快就廢除了免役法、青苗法。司馬光終於完成了自己廢除免役法的夙願, 實現了自己的政治主張。
司馬光在第二次回朝為相期間,
輯錄《國語》的精要, 編成《徽言》一書。又將《歷年圖》和《百官公卿表》增補、總輯為《稽古錄》一書, 形成一部“略存體要''的簡明通史, 又負責將《資治通鑑》進行了最後的校定。
元祐元年（1086年）, 司馬光因病逝世, 享年六十八歲, 獲贈太師、溫國公, 諡號文正, 宋哲宗賜碑名為“忠清粹德”。死後, 哲宗將他葬於高陵。遺著有《司馬文正公集》、《稽古錄》等, 還有諸多名著被眾人所流傳。
紹聖元年（1094年）, 章惇為相, 議論司馬光更變熙豐法度, 哲宗下詔削除司馬光的贈諡, 毀壞所賜碑。
紹聖四年（1097年）, 再貶為清海軍節度副使, 又追貶朱崖軍司戶參軍。元符三年（1102年）, 追复太子太保。崇寧二年（1103年）, 蔡京為相時, 再次追降左光祿大夫, 旋即除名, 將司馬光等稱為“元祐黨人”, 刻元祐黨人碑, 禁止元祐學術。大觀年間, 追复太子太保。靖康元年（1126年）, 贈太師, 再次賜諡。宋高宗建炎年間, 配享哲宗廟廷。
宋理宗寶慶二年（1226年）, 理宗圖二十四功臣神像於昭勳閣, 司馬光位列其中。咸淳年間, 從祀於孔廟。明嘉靖年間, 從祀時稱“先儒司馬子”。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 司馬光與歷代功臣四十人從祀歷代帝王廟。
司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學術上。其中最大的貢獻, 莫過於主持編寫《資治通鑑》。宋神宗熙寧年間, 司馬光強烈反對王安石變法, 上疏請求外任。熙寧四年（1071年）, 他判西京御史台, 自此居洛陽十五年, 不問政事。這段悠遊的歲月, 司馬光主持編撰了294卷近400萬字的編年體史書《資治通鑑》。司馬光的獨樂園, 既是他的寓所, 也是《資治通鑑》書局所在地。這裡環境幽美, 格調簡素, 反映了園主的情趣和追求。其書局在汴京時已奉詔成立, 除了司馬光之外, 當時的著名學者劉恕、劉攽和范祖禹都參與了書局的工作。其中, 司馬光任主編, 劉恕、劉攽、範祖禹為協修, 司馬光的兒子司馬康擔任檢閱文字的工作。司馬光來洛陽後, 便把《資治通鑑》書局由汴梁遷到洛陽。在獨樂園中常住的不僅有書局的工作人員,
當時洛陽的名賢如二程、邵雍、文彥博等也常來此聚會, 堪稱是一個學術中心。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 目視昏近, 齒牙無幾, 神識衰耗, 旋踵而忘。臣之精力, 盡於此書。”司馬光為此書付出畢生精力, 成書不到2年, 他便積勞而逝。《資治通鑑》從發凡起例至刪削定稿, 司馬光都親自動筆, 不假他人之手。
司馬光著述頗多。除了《資治通鑑》, 還有《通鑑舉要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
他在文學、經學、哲學乃至醫學方面都進行過鑽研和著述, 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詩草》、《注古文學經》、《易說》、《注太玄經》、《注揚子》、《書儀》、《遊山行記》、《續詩治》、《醫問》、《涑水紀聞》、《類篇》、《司馬文正公集》等。在歷史上, 司馬光曾被奉為儒家三聖之一（其餘兩人是孔子和孟子）。《訓儉示康》收入高中語文課本。
